向价值链高端攀爬——从深圳两大商贸集散地看新质生产力

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11月12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向价值链高端攀爬——从深圳两大商贸集散地看新质生产力》的报道。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，深圳迎来外国游客的“打卡热”。其中，以华强北为代表的“科技扫货”和以南油为代表的“时尚采购”，共同构成老外眼中“空箱来、满箱走”的深圳新体验。 一个曾以“一米柜台”托起全球电子元器件与消费电子的集散传奇，一个从旧工业区生长为中国高端小众原创女装的策源地。一“硬”一“软”、一“高新科技”一“传统行当”，看似两条不相交的产业轨迹，却在同一座城市写下了相似的命运曲线：起于代工与集散，困于低附加值，成于向价值链高端的攀爬。 人们习惯用“新兴产业”与“传统产业”的二分法看待华强北和南油：一个卖电子产品，算“高新科技”；一个卖服装，算“传统行当”。然而，记者深入调研发现，一个判断逐渐清晰，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，不在于卖什么，而在于生产力性质是否发生质变。如今，两片街区积累的信息、人才和供应链密度，正通过要素创新性配置转化为原创与快速响应能力，生长出新质生产力。 两种“前店后厂”，同一效率逻辑 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里，来自马来西亚的采购商陈志明拖着一只空行李箱，在一米柜台前逐一比对智能眼镜样机。柜员熟练地拆开样品、演示翻译功能、报出批量价格，前后不到10分钟。“在吉隆坡要跑三家店才能问清的事，这里一个柜台就解决了。”陈志明往行李箱塞进了20多副AI眼镜和一批手机配件。 这是华强北每天上演的“空箱来、满箱走”的寻常一幕。 华强北的起点，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米柜台。玻璃展示柜里摆着电子元器件、手机配件，下方抽屉存着货品，数千个这样的柜台构成庞大而完善的产业链。高峰期，一个柜台的资金日流水可达数百万元，腾讯、大疆、大族激光创业之初，都曾在这方寸柜台间打磨产品雏形。“前店后厂”的短链路，让华强北以极高的流通效率，成为全球电子供应链上的重要节点。 南油的起点，几乎是同一套逻辑的服装版。11月9日下午，南油金晖大厦的一间版房里，纸笔墨主理人蔡杰正陪着一位新加坡买手挑选丝绸面料。买手看中一款先锋剪裁的样衣，蔡杰当场拨通版师电话，约定三天后出样、七天出货。 “在别的地方，这个流程要走一个月。”买手当场下了试单，行李箱里先装走了几件现货。 南油的地名，源自南海石油基地。20世纪80年代，这里还是油田后勤保障区。真正让它转向的，是毗邻蛇口工业区的区位。金晖原创设计中心负责人尹之军告诉记者，当时蛇口加工厂逐渐承载不了大批量国外订单，开始向邻近的南油转移，南油大厦、南联大厦、金晖大厦等过百栋厂房拔地而起，南油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外贸服装生产交易聚集地。 时装模特在南油金晖原创设计中心现场走秀。除署名外本组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蔡杰说，当时南油几乎垄断了所有国际服装大牌的代工生意，“为国际大牌代加工的订单只有深圳能做”。 “一件衣服从设计到成衣，一周即可完成。但版型是别人的，品牌是别人的，利润的大头也在别人手里。”纸笔墨第一代创始人谈国忠回忆，当时服装厂的设计师大都来自香港，版房打版也依靠香港打版师，“国内的设计师人才非常缺乏，我们只能提供流水线上的工人”。 这是华强北和南油在这一阶段共享的同一套生存逻辑，即以物理空间的高度集聚，换取供应链的极速响应；以“前店后厂”的短链路，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订单。 “那个时候尽管两地都还停留在价值链的加工与流通环节，但华强北沉淀下懂元器件、懂配单、懂全球行情的柜员与工程师，南油则积累了熟练的版师、质量师、缝纫工，以及对国际时尚风向的敏锐嗅觉。这些产业底座成为日后要素重组、向价值链高端攀爬的土壤。”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谢海说。 不以“新旧”论英雄，只以“质变”论成败 要理解今天的要素配置为何能生长出新质生产力，需要先回到两片街区共同遭遇的那道坎。进入21世纪，华强北和南油两大集散地先后遇到同样的烦恼。 千禧年后，南油的代工红利期开始消退。人力成本上升、东南亚竞争加剧，大量工厂外迁，旧厂房空置。随后服装商人把格子间改造成档口，形成外贸尾货和精品女装批发市场。“走，去南油买衣服”成为老深圳人的集体记忆，南油一跃成为全国女装一级批发市场。 繁荣之下危机暗涌。款式跟风仿制、同质化严重、原创保护缺失，电商兴起更如当头一棒。有从业者回忆，最火热时多数商户以复刻大牌为主，谁抄得快谁赚钱，但谁都清楚这条路走不长。 尹之军感受深切：“批发和代工生意逐渐进入瓶颈，人工费用不断走高，电商模式带来冲击，国内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审美意识也在不断提高，只有依靠原创设计才能获得新生。” 华强北同样经历过“山寨”标签下的野蛮生长与转型阵痛。当低端仿制走到尽头，唯有向研发、品牌、原创方案攀升，才能摆脱价格战。 “五个一”开启系统重构。一米柜台从单一销售变为集展示